德才兼备的近义词及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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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谈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80分

篇二：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功能分析

试论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功能

于学强

（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山东 聊城252059）

【摘要】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功能是指潜存于这一用人标准之中，对于干部人事制度乃至整个政治体制都有正面促进意义的特性与能力，主要体现为评价-导向功能、激励-约束功能、调节-教化功能、凝聚-融和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功能只有通过良好的机制才能获得保障，实施德才兼备用人标准，彰显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功能，必须不断推进德才兼备用人标准实现机制。

【关键词】德才兼备，用人标准，功能 ①

此处所言功能，是指潜存于事物之中，一旦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就能推进事物本身健康发展，并有利于推进自身与环境良好互动的特性与能力。功能的这一界定至少说明三方面问题：一是功能是潜伏事物之中还没有彰显出来的特性与能力，二是功能只有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才有意义，三是功能仅指事物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产生的正面影响。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功能是指潜存于这一用人标准之中，对于干部人事制度乃至整个政治体制都有正面促进意义的特性与能力，主要体现为评价-导向功能、激励-约束功能、调节-教化功能、凝聚-融和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

一、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评价——导向功能

评价通常是指通过详细、仔细的研究和评估，确定对象的意义、价值或者状态，做出形如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的判。简单地说，评价功能就是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说明事物状态。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评价功能，是对用人标准的评判，而用人标准决定于用人路线，用人路线最终取决于推行者的性质。从实质意义上看，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才可能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和落实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毛泽东曾指出过：“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1](p527)虽然，放在历史进程中看，任何统治者都要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出发，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但是基于推行者自身的性质，专制社会中的贤深深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已经很难称之为“贤”了。所以，贯彻贯彻任人唯贤，首先要正确看待何谓“贤”，正确评判“贤”。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批判地继承了任人唯贤这一优秀历史文化遗产，高举任人唯贤的旗帜，反对任人唯亲。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虽然从性质上看具备推行任人唯贤的条件，但是如果不采取正确的用人方针政策，也可能使这一路线名存实亡。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曾多次谈及和细化衡量“任人唯贤”路线的标准问题。毛泽东曾指出过，“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① 本文是于学强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德才兼备用人标准实现机制研究”（10CDJ007）和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德才兼备用人标准实现机制研究”（2011049106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

[1](p527)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中

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p526)可以看出，他已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德才兼备两个方面来衡量任人唯贤中的“贤”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同样需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贤”的自身结构加以细化，将“贤”具体化为德才两个大的方面。在干部人事工作中，是否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是评判是否贯彻落实任人唯贤路线的重要标尺，也是评价干部路线好坏的重要凭证，还是衡量执政党是否真正执政为民的重要标志。

导向是导引方向，使事情向某个方面发展。标准原意为目的，也就是标靶，后来引申为衡量事物的准则。正如我们射箭都要瞄准标靶，使箭沿着既定路线射出一样，任何标准都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德才兼备用人标准同样如此。在实践中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关键要抓住“兼备”二字。只有贯彻和落实好“兼备”，才能规避用人实践中抓其一点，不顾其余的做法。比如，有些地方在用人过程中单纯强调德标准，认为有德就可以用。由于实践工作中不对才进行考察，很可能会使有德无才之人走上领导岗位，结果造就一些碌碌无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人。再如，有些地方在用人过程中单纯强调才的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唯才是举，甚至使一些盗嫂偷金、欺世盗名之人都成为干部，结果也使得民众怨声载道，直接影响到执政的合法性。所以，正如一名俗话所言，德才兼备的是“精品”，有德无才的是“次品”，无德无才的是“废品”，有才无德的是“毒品”。我们党的事业是千万民众的事业，靠得是大量德才兼备的“精品”推进。只有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才能引导各级干部重视德才全面素养的提升，才可能不断充实党的干部人才的后备库。当然，同样从这句俗语中也能看出，“德”的重要性。所以，品德是衡量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前提，坚持德才兼备还必须特别强调以德为先。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p326)在2008年2月17日至19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了正确用人应树立六大导向，其中第一条就特别强调“德”，他指出“要树立注重品行的导向，注重选拔政治坚定、原则性强、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3](p43)由此，德与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德才兼备应强调二者彼此间的不可分割性；同时，在这个统一体中也有重点——德，坚持德才兼备标准必须坚守以德为先的原则。调在德与才的关系上，我们应该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重德又重才，不片面强调；又坚持以德为先，而非等量齐观。

二、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激励——约束功能

激励是管理的核心，有激发和鼓励的意思。有效的激励可以成为组织发展的动力保证，推进组织目标的实现。研究表明，正常人在未受到任何激励的情况下，能力仅能发挥出20%

——30%，而在激励之下能发挥出60%——80%，这还未包括潜力的激励。激发了人的热情和动能，自然有利于推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实际上，激励是存在前提的，是在既定目标之下的激励，没有目标就没有激励，目标是激励的指向。在选用人才方面，选用的标准就是选用的目标指向，它对于选用过程也有着激励功能。以德才兼备用人标准为目标，就会激励选用对象向着德才兼备的目标努力，尽最大能力达到德才兼备的目标要求。当然，在这个进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有些人在向着德才兼备目标努力的进程中，可能也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只要目标保持稳定性，他们向着目标行进的步伐就会变得坚定。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人都有一种向上的心理，作为公务人员同样也在追求自己政治价值的最大化。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1964年首次提出了期望理论，并以一个简明的公式表达了他的观点：激发力量=效价X期望概率。所谓效价是个人对于某一特定后果如何感觉的一种量度，概率指一个人对两种结果的愿望强度之间的关系。为了使这个模型变得完整，弗鲁姆提出期望值与效价的乘积决定激励的强度。这一公式说明，目标对自己的效用越大，实现目标可能性越大，目标所引发出来的激励力量就越大，反之就越小。用一图示表示如下：

对于德才兼备的目标而言，由于它本身呈现出层次性，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定位好层次，如果实现这一层次的目标可能比较大，他所获得的激励力量也就比较大。再者，因为德才兼备用人标准有衡定性，这就决定了德才兼备标准针对不同层级人才要求也具有一定的衡定性，目标的稳定不变对于推进目标的实现有良好的定向作用，同样会加强激励作用，推进人们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奋斗。由此，德才兼备用人标准所体现的激励功能在于，它能引导公务人员将自己政治价值的实现之基建立在对自身素养要求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素养要求包括德与才两个主要方面。这就能够让他们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德才素质的全方位修养，才可能实现自身政治价值的最大化。

就其原意而言，“约”是将丝缠绕成一束称的动作，缠绕好的丝则称为“束”；约束连用引申为制约、控制的意思。用在选用人才领域，约束是与激励相对应的，是既对立又统—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包含、互相印证和说明。这是因为：无论是激励还是约束，都不是纯粹的、绝对的，都不是单向度的。正如我们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制定的规章制度那样，既有鼓励又有制约，既有奖励又有惩罚，既有允许又有不可。如果说激励是沿着正方向促进的话，约束则是为了避免或改变不正确的方向；如果说激励是指导做正确的事情的话，约束则要求

不做错误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约束也是一种激励。结合用人标准问题，约束就是为了规避不正当的用人标准。实际上，标准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规范。作为目标，它有引导与激励的作用。目标有性质的不同，有好的目标，也有不好的目标。正如前面所言，古往今来的用人路线可以概括为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两种，德才兼备用人标准是为了贯彻落实任人唯贤，规避任人唯亲。作为规范，它同样具有引导与约束的作用。正是有了规范，才有了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相对的，但更有实际意义。因为人在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都要在一定的社会中生存，“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4](p324)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活动都证明：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纪律，将丧失自由。这就是说，只有社会自由，才有个人自由；离开社会自由的个人绝对自由。所有的好的规范，立意都在于保障社会自由。德才兼备用人标准从规范意义上讲，也是如此。

三、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调节——教化功能

调节是指在数量、程度、规模等方面进行调整，使符合标准的过程。发挥调节功能的前提是有标准的存在。反过来讲，只要存在着标准，在标准的引导下就有调节功能的发挥问题。具体到选用人才方面，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实施，客观上调节着用人活动，让其根据不同用人门类和层次的具体要求，按照德与才的具体指标进行选拔任用。如果将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用人实践活动看作两个相互关联的变量，则二者的关系可适用统计学、管理学方面常用的变量分析。从历史上看，我们党一直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德才兼备的内涵与时俱进，而标准的变化自然也就影响到用人实践活动。德才兼备用人标准可看作一自变量，而用人活动则是一因变量，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即调节变量，也即系统的改变自变量与因变量间关系的变量。调节变量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调节变量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间关系的形态；第二种类型是调节变量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间关系的强度。具体到用人标准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看，在专制条件下所谓的德才兼备受制于专制制度的影响，实质是任人唯亲，虽然不否认特定时段或情形下有任人唯贤的情况。但总体上看，在阶级社会中用人标准就是任人唯亲。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执政党是执政为民的，与广大民众没有根本不同的利益，其选用人才的标准是真正奉行任人唯贤，虽然不同时期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不同，任人唯贤在落实方面还会受到影响。由此，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演变的进程中，调节变量影响到了自变量与因变量间关系的形态，而在民主社会中，同样是任人唯贤，由于物质文化条件的不同，调节变量仍然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强度。基于同一社会制度内用人标准在质上是既定的，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用人标准与用人实践之间的调节只是强度大小的问题。所以，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调节功能体现为按照民众要求、社会主义要求和执政党要求标准即任人唯贤路线下的标准指导或影响用人实践，而不是改变任人唯路线本身，滑向任人唯亲。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借口标准与实践变量关系来改变任人唯贤路线的做法，都

是错误的。

教化是使对象能从事、习于或适应某种生活的过程；从事、习于或适应某种生活，实际上就是某种规范要求或标准的生活。一般而言，提及教化多联想到从事教育工作或宗教工作的人员，实际上在政治领域教化运用也相当普遍。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之一就是教化。在人事工作领域，同样如此。毛泽东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干部标准，对于党的干部建设和人才工作有重要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也可以称为教化作用。如果将德才标准分开看，特别是从德的标准看，教化作用似乎更容易说明。重德是礼仪之邦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道德具有教化功能，也具有强大的政治作用。今天，我们对于公务人员的素养要求仍然坚守一些古训，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正”等。加强公务人员的修养，克服任人唯亲、重资历轻学历、重才轻德的不良现象，一方面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了尚贤重德的优秀文化，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是传统重德思想的积极影响或教化作用。正如古代的重德思想一样，今天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也有强烈的教化功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全面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教化作用非常需要。因为，随着全面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和不同性质国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和渗透，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干部路线和用人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可以起到引导、规劝和纠正人事实践工作的教化功能：对于即将开展的人才选用工作起到引导作用，使其沿着德才兼备的标准实施；对于已经处于人才选用进程之中且出现偏差苗头的工作起到规劝作用，使其改变既定航道，重归正途；对于在人才选用中出现错误的工作起到纠正的作用，使其抛弃错误路线，改变错误做法。

四、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凝聚——融合功能

凝聚是积聚、聚合；融合是指将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基于心理学方面的认知、态度、情感的关系，来理解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凝聚功能和融合功能，显得更为容易。认知是指人们认识活动的过程，即个体对感觉信号接收、检测、转换、简约、合成、编码、储存、提取、重建、概念形成、判断和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处理过程。简言之，认知是主体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认识和把握对象的过程。无疑，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知识积累和素养水平会影响到认知的结果。同时，认知对象本身也会影响到认识情况是否产生及其实效。比如，当德才兼备用人标准作为认知对象时，无论主体是否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都会对其作出正面评判。相反，当以重用身边人为标准时，主体可能首先考虑到的不是任贤不避亲，而是任人唯亲，直接给予否定评判。认知领域遵循三个定律：其一是对某个事物的认知，有且只有一个最合理的；其二是正误的认知都会产生加速度；其三是客观事实可以统一人类认知。基于这三个定律，当用人标准获得肯定认知时，它就拥有积聚和融合功能；而这种肯定认知越普遍，其积聚和融合功能越大。

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态度来源于人们基

篇三：以德为先 德才兼备

领导干部必须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

——浅议建立健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考察机制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培养、考核、选拔和任用人才，是我们党一贯重视的重大问题。早在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德才兼备的用人观。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领导干部是关键。”1940年陈云同志起草的《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则进一步将这种用人观明确化：“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并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德才并重，以德为主。”这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是我们党吸纳英才、成就伟业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更好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08年全国组织部部长会议上讲到，在选拔干部时，“要掌握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人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注重选拔那些确有才干，成绩突出的干部”。“干”，字典上的意思是“事物的主体或重要部分”，“干部”则大家周知“是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团体中担负一定要职的人”，与群众相对应的是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员。即然这样，说明“领导干部”就不是一般的最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就决定了我们是党和机关，企事业团体中的中坚力量和中心枢纽。“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领导干部的思想品德不仅是个人行为，在党内和社会上往往具有重要的示范性、影响力和辐射力。领导干部只有思想品德过硬，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信服与支持，才能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是才的统帅，决定着才的作用的方向；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的范围。有一则寓言，说一个官死了，阎王审理后要治他的罪，官的魂魄大喊冤枉，说“我没有罪，我做官非常廉洁”。阎王说：“我用木头做一个木偶立在庭上，连水都不用给它喝，岂不是比你还廉洁，你除了廉洁之外，一无所闻，这就是你的罪。”于是下令将此官炮烙。这则寓言，含意深刻。为官之人，如果没有民族、国家责任，私德再好，亦不能称为“有德之人”，这样的人不能任用。一个干部有德无才，政治上虽然可以信赖，但难以托付重任。因此，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必须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来把握、来贯彻，既要把好政治关、又要把好才能关，真正把那些品德好、同时又有真才实学、能力突出的干部选拔上来。一个领导干

部如果只有“德”而没有“才”，难以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反之，“德”高“才”浅，也只配去做一个好人，而不能当好一个领导干部。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有“才”而缺“德”，那么他的才越高，干坏事的能力就越强，对人民的危害就越大。“德”和“才”就好比汽车的方向盘和发动机，方向盘掌握得好，汽车就能正确地行驶，否则就会误入歧途，而且发动机功力越大，破坏力就越强。近些年来，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考察选拔任用干部时，“多蔽于才而遗于德”，片面强调“高学历”、“年轻化”、“胆大有冲劲”，看政绩只看“显绩”，一味追求“政绩突出”，致使一些有“才”无“德”、有小才无大德的“小人”和“庸人”混进了党的干部队伍，这是与“以德为先”相违背的。

因此，在考察领导干部时，必须坚持做到以下三方面：

完善评价体系，把握干部德的基本内容。干部德的评价体系，是引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向盘。它不能抽象笼统，必须具体可行；不能单一片面，必须科学全面。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否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否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是否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四条考察干部德的标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政治标准，是衡量干部德的首要标准，也是共产党人的立德之基。“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领导干部远大理想抱负的主要内容，是领导干部的修德之本。“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是领导干部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职业道德素质的基本要求。“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是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和为人的基本品质。这四条标准从坚持党的性质和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出发，着眼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把对干部政治、思想、作风、品德等方面的要求有机统一起来，为确立科学的干部德的评价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

拓宽考察途径，把握干部德的实际表现。干部德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表现为职业道德，也表现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而且和能、勤、绩、廉等方面交织在一起。要全面、客观、公正地了解干部德的实际表现，必须拓宽渠道，多方位、多途径进行考察。一应从干部当前工作和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考察了解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的表现，注重同事口碑。二应从干部的社会生活层面考察了解干部的德，注重群众口碑。由于社会生活领域广泛、情况复杂，考察了解干部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表现有一定难度，这就需要抓住关键部门和环节进行考察了解。三应从干部的家庭、主要亲戚、朋友等关系中进行考察，了解干部在养育子女、孝敬老人、夫妻相处以及处理主要社会关系上的表现，注重亲友口碑。同时，还应注意在干部的年度考核、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等环

节和集中培训、脱产学习、外出交流等重要活动中了解干部德的表现，把集中考察与平时了解结合起来。

健全激励机制，把握正确的用人导向。用什么样的干部，不用什么样的干部，具有重大导向作用。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必须健全激励机制，使品德好的干部在精神、物质、职务上不吃亏。一应健全精神激励机制。把干部德的表现纳入经常性的表扬与批评、评选先进、树立典型等渠道之中，通过多种形式弘扬好的、鞭策差的，形成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良好氛围。二应健全物质激励机制。通过政府、组织和民间等多种渠道，对品德优秀的干部进行适当的物质奖励和困难帮助，使好人有好报。三应健全职务激励机制。真正把干部德的表现作为选拔任用和调整处置的重要依据，使品德优秀的干部得到重用，使道德败坏的干部受到处罚。

“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有才是废品，无德无才是毒品”。可见，品德是衡量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前提。选拔干部必须把“德”放在首位。它要求我们的官员首先要是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然后才能做一名“好官”。有德才有信，有信才有立！只有德厚才能承载更多的重量，也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我们的干部要做个好官，就要常修为政之德，做到廉法奉公，执政为民，抵御各种诱惑，耐得住清静、心静、安静、平静，把我们的才华用在刀刃上，用在为老百姓服务、办事的效率上，为党风、干风、民风的清纯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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