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综上所述,“全球史观”的确是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的一种不可多得的观察和研究角度。本书的众多名誉头衔,如“当今社会的‘救世箴言’”、“当代社会的《资治通鉴》”、“当代世界史编纂的一个新起点”,虽有溢美之嫌,但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反映此书的重大借鉴价值的。 ①
(三)“全球史观”的局限性
每种理论在其形成之初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也是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尤其是在“欧洲中心论”影响西欧史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背景下,“全球史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欧洲中心论”,但却并没有完全打破它,书中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看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这种思想在书中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扬欧抑中”,如作者拒不承认中国的夏文明乃至长江流域文明,而对于黄河流域文明,作者也坚持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即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乃是西欧游牧民族东进的结果。很显然,这种只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当中的流行观点,是早已被历史所否认的错误观点,而作者坚持认为此乃事实,不得不说还是没有完全消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 ①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